建国后的某个时期,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让人深思的话:“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,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,但却有很大的优越感,常常觉得自己天生高人一等。因此,我们要教育他们,不要依赖父母的背景,也不能总依靠先烈的光辉,而应该完全靠自己。”这番话虽然简短,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忧虑。确实,许多高干子弟成长的环境充满了优越与特权,但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,也存在着对自我独立的渴望。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方向,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。开国大将许光达对儿子许延滨的严格教育,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反思与学习的范本。
抗战初期,许光达出任抗大教育长,在延安期间与妻子邹靖华共同育有一儿一女。儿子名叫许延滨,女儿叫许玲玲。1942年4月,许光达主动请缨,决定亲自上前线,在晋绥军区担任第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二旅旅长。在这一过程中,许光达和妻子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和艰难的生活条件。由于前线缺乏生活物资,他们的女儿许玲玲在途经途中患上了严重的肠炎,情况十分危急。那时的许光达正忙于前线的紧张事务,妻子邹靖华带着重病的玲玲赶到分区机关,然而药物短缺,医生只能建议给玲玲喝些醋。第二天,情况更加恶化,许光达正忙于会议中,却突然接到了警卫员的急报。许光达赶回家中,看到女儿的病情已然到了危急时刻,紧紧握住她的小手,虽然满是焦虑与爱怜,但此时的玲玲已经无法再回应父亲,只能虚弱地瞪大眼睛。最终,玲玲在这一天离世,年仅一岁多。
展开剩余73%许光达悲痛万分,将女儿埋葬在野外的一块小坟地中,他泪流满面地安慰女儿:“玲玲,别怕,爸爸会常来看你。”此后,许光达将唯一一张玲玲的照片夹在党章中,贴身携带,直到他自己离世。这张照片,伴随了他的一生,承载着他内心的无尽思念与痛惜。
新中国成立后,许光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及装甲兵司令员,儿子许延滨也进入了人们眼中的高干子弟行列。一天,许光达下班回家时,看到一群孩子在院子里争论谁的父亲官职更大。此时,许延滨走到父亲身边,问道:“爸爸,您的官大不大?”许光达平静地答道:“不大,爸爸只是个人民的勤务员。”这一回答让他意识到,必须尽早教导儿子不要让优越的家庭背景成为骄傲的根源。为了让儿子真正体验到艰苦,许光达决定让许延滨从小开始住校,过集体生活,并严格控制他的零花钱,生活标准与普通工农子女保持一致。同时,他严厉告诫许延滨:“你不能拿父亲的身份去和别人炫耀,一旦你这样做,你就不能再回到这个家。”
许延滨一直牢记父亲的教诲,他在学校从未透露自己父亲的身份,每当填写个人信息时,父亲的名字始终空白,而母亲的名字却总是出现在家长栏。尽管许延滨是大将的儿子,但他却像其他孩子一样,背着书包走向公交车站,而不是依靠专车接送。他的这种行为,展现了他不愿因为家庭背景而得到任何特权。
1959年,许延滨高中毕业,学校因其品学兼优决定推荐他出国留学。然而,学校领导在审查他的家庭背景时,发现他从未填写过父亲的名字,这引起了他们的疑问。于是,学校派出负责政审的老师前往许家进行家访。当老师得知许延滨是开国大将的儿子后,心中不禁生出一股敬意。老师随即向许光达请教是否同意推荐许延滨留学,许光达虽然对儿子的表现非常满意,但仍表示:“孩子出生,父母就多了一份责任,社会培养了他们,我们做父母的也应为社会贡献更多。延滨的进步,离不开你们的帮助,但他不应该去国外留学。”许光达认为,高级干部的子女若去国外,容易受到特别照顾,这对他们的成长反而没有好处。最终,许延滨没有出国留学,而是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,并毕业后成为了国防科研人员。
1966年,许光达遭遇了政治冲击。尽管如此,他仍然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深厚支持。当时,许延滨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曾正魁谈恋爱,尽管身边许多人都劝她与许延滨“划清界限”,但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。1968年2月15日,曾正魁为许延滨生下了一个女儿,孩子的出生为这个家带来了希望和新生。曾正魁拍下了孙女的照片,并通过送饭的炊事员将照片送给了许光达。看着孙女的照片,许光达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许光达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雨,然而他最为珍视的,仍是对家庭的深情与责任。1969年6月3日,许光达因病去世,享年61岁。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当时,专案组人员不慎将骨灰盒放反,许延滨冷静回应:“放反了,倒过来就行了。”他的从容与冷静,仿佛在诉说着他内心的坚定与成熟。
1977年,许光达去世八周年时,许延滨继承了父亲的遗志,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,并在战斗中光荣负伤,荣立二等功。此后,他在装甲兵工程学院担任副院长,并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98年,许延滨带着家人前往山西保德祭奠已故的妹妹玲玲。当天,天空忽然响起雷鸣,暴雨倾盆而下,过了一会儿,又出现了绚丽的彩云,仿佛是许光达的魂魄在天上注视着这一切,表露出浓浓的父爱与温情。这一幕,犹如大将军的心血与英勇,永载人间,历久弥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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