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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1973年秋天，一位年轻知青在准备上大学的前一天，无意间在队长家窗外听见一段话。那不是祝福，不是嘱托，而是一句冷冰冰的现实。一个家境拮据的知青，走出一段全村人眼中光彩的路，背后却藏着一件羊皮袄和一口锅的牺牲。
推荐上大学的知青，从没想过“免费”背后这么贵推荐的消息来得突然。那年，队里把名字报上去时，并没有征求本人意见。谁表现好、谁干得多、谁跟队干部关系稳当，就谁能去。这就是那时候的“推荐上大学”。
刘朝旭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得知自己被选中了。他是那批知青里干得最拼的一个，每天农活抢着上，记工分总是高。不是他自愿捐，而是想换个出路。种地养鸡打井干林活，轮了一遍，心里越来越清楚：不想一辈子窝在这片地里，只有拼命干，等有机会能被“看见”。
展开剩余88%机会来了。一纸通知贴在队部门口，说他可以去省里报到，读大学。全村人看他那眼神都变了，有人说这小子有前途，有人酸他“命好赶上时候”。可没人知道他前一晚一夜没睡。不是激动，是愁路费、愁盘缠、愁到了省城怎么办。
家里没有可动的钱，连烧水的锅，都是前不久才托队长买的。当时没说借，只说要个便宜的铁锅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口锅是队长卖了一件羊皮袄才凑的钱。这事没人当面提过，他也从没敢开口感谢。
带着这份沉重，他走到队长家。本意是打个招呼，说句谢意，也许再厚着脸皮问问路费。他没敢直接敲门，只是在窗外站了会儿。屋里有人说话，是队长的声音，说：“朝旭要走了，给他借点路费吧。”接着，另一个声音冷了些：“你上次卖羊皮袄给知青买锅的钱，现在我上哪儿再借？”
他听清楚了。腿像灌了铅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，“被推荐”不是凭白掉下来的幸运，而是压在别人身上的负担。连锅都是别人牺牲来的，哪还有脸再开口。
走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去了车站。书包是自己缝的，鞋是自己修的，口袋里只有几块钱，是母亲留给他的全部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听见了窗内的话。
车开动的时候，没人送他。他也不需要。他不是带着荣耀走的，他是带着心里的那口锅和那件羊皮袄，走进一个不知归处的未来。
羊皮袄与锅，一个村庄为知青所付出的沉默代价村里不产羊，那件羊皮袄是队长年轻时走亲戚从北方带回的。搁家里十几年，冬天没人舍得穿，生怕磨坏了，留着关键时刻能换点啥。上次要给知青们搞炊事，一口锅卡了整个冬天。卖羊皮袄，成了唯一能筹到钱的办法。
队长自己没吭声，骑上那辆老凤凰，去了二十多里外的集市，把袄卖了。换回来一个铁锅和两袋玉米面。回村那天，天快黑了，他一句话没说，只把东西放在厨房角落。
没人夸他，没人责怪。但全村人都知道，这事是他办的。从那以后，家里再也没有厚点的衣裳，入冬靠烧更多柴火熬过来。
知青来村里，初是新鲜事。干活不顺手，文化倒多了几分，看着就跟村里孩子不一样。有人烦他们，说吃得多干得少。也有人疼他们，觉得这些城里孩子苦命。但村里人再怎么议论，都知道，他们终究是要走的。留下的，是村里人的日子。
锅买回来之后，知青能自己做饭，不用再挤公社食堂。炊烟一冒，有了家的样子。可锅底下，是羊皮袄的代价。队长媳妇记得那笔账，不是记仇，是记下了家里的拮据。一个锅换来的，是一年没添新衣。
谁都没想到，推荐名额落在刘朝旭头上。他是干活最稳的，也是最安静的。不争不抢，一门心思地往前走。他走的时候，没有多余行李，带走的只有希望和沉重。
队长媳妇说的那句“我上哪儿再借”，不是拒绝，而是实话。家里确实没得可借了。她没有骂，没有赶人，只是说出了实情。窗外听到的那个人，心里再清楚不过。他走的时候，没有回头。他知道，这份恩情，不该再加重。
村庄没留住他，也没亏待他。羊皮袄、锅、路费，每一笔都真实得像账本，但从来没人清算。那些年，谁家出点什么，都是默默地扛过去。知青走了，光彩在他身上，但风霜在村里人心头。
走后，他没写信。也没人问起他。在那个通讯匮乏的年代，一个人从村里走出去，就像石头丢进深井。水响一下，便归于沉寂。
但那年冬天特别冷。队长咳了两个月，屋里点了整整三堆柴。烧得多了，锅上的烟也重了。那口锅，成了知青留下最沉的痕迹。
城市的大学生和村口的锅，永远在两头的记忆里从车站踏进城市，他不是踏入新世界，而是走进一个更深的沉默。他不是那种能在人群里迅速找准位置的人，在大学，他就像被人遗漏的那一笔账，总不在别人的交谈和热闹里。他沉默、节俭、小心，不敢松懈，也不敢高兴。
他知道自己的起点，从不幻想轻松翻篇。室友换了几批，朋友没有一个。他常常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图书馆里坐到关灯，宿舍熄灯后还在床板上默念农学书里那些专业名词。有时背着书包从图书馆回宿舍路上，他会突然想到那口锅，它那时可能还在冒烟，而城市的街灯下，脚步声孤单得像冷风打窗。
家里没寄钱。他不想让家人有负担，更不想让他们知道城里的一顿饭要几毛钱，那时候是一笔难以下咽的数字。他去打零工，给人修表、抄课表，假期去帮人插秧，干什么都行。别人都在忙着恋爱、跳舞、做演讲，他只管活着，干净地活。
直到有一天，他收到一个小纸包，是寄存的行李里夹带的。纸包没署名，里头是一双手工缝的布鞋和十元钱，夹了一张写着“照顾自己”的小纸条。他认出是队长媳妇的字迹。他没哭，但那晚在水房洗完脸后，蹲在墙角坐了很久。
他终于撑过了几年，从大学毕业，到分配工作。他回了趟老家，但没进村，只在镇上买了几样东西，让杂货铺带回村里，说是“感谢过去照顾过的老人”。他不想被认出来，怕人问他混得好不好。他知道自己过得不算差，可他更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还不上了。
那些年，他在城市里成家、买房、稳定下来。再也没人提起那口锅，也没人知道那锅底下压着一件羊皮袄。他想起时会笑，但那笑不轻松。他每年给村里寄点年货，不写回信，不打电话，就这样默默维系。他知道，这辈子可能再不会有人提起他走那天窗下的事，可他会一直记得。
第四章：羊皮袄的温度，锅的铁锈，还有他不敢还的情回城后日子慢慢安稳。他从资料员升到科室主任，再升为副所长。城市的生活开始规律，每月工资卡上按时到账，孩子进了重点小学，爱人也调入单位。周围人说他命好，熬出了头。可他心里清楚，这份“熬”不是凭空来的。
每当夜深，他坐在阳台吹风，总想起队里那段路，想起推车去地里干活时路上的尘土，想起队长用旧毛巾擦汗的样子。那块毛巾好像还在家里抽屉里，没舍得扔。他知道，自己的书包、锅、鞋、书费，都不是自家的钱，都是别人的牺牲垫起来的。他知道那些账谁都不催，但他自己不能不还。
某年夏天，他带儿子去旅游，特意绕道桂西小镇，说是看风景。其实他心里有数，那边再过去十几公里，就是那个小村。他没敢进村，只远远在田埂边站了一会儿，教儿子认玉米、稻穗、麦苗。儿子不耐烦，说这些不重要。他笑笑，没解释太多。
那口锅还在村里。后来他托人带过一次电饭锅，说是送乡亲。他没说那是还礼，只说是“家电推广”。那天晚上他失眠很久，躺在床上数着年头，心想：“这电锅能顶不？能顶羊皮袄吗？”没人能答。只能靠自己一笔笔记着，还着，不张扬，不吭声。
有次开会，碰见一个老知青，说起知青岁月满脸自豪。他没插话。别人说他们那村干部贪吃懒做，搞不出成绩，他听着冷冷的，心里翻起一阵刺痛。他想说，不是每个村干部都那样，有些人连衣服都能脱下来给知青，但他说不出口。他知道，说了也没人信。
这些年过去，那批知青老了，有的写回忆录，有的开讲座。他什么也不写，只在单位里踏实做事。直到有一天，收拾旧屋时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，上头写着：“铁锅已补第二次，锅盖已换。”
那行字下面没署名，但他知道是谁写的。他看着那笔迹，眼圈一下就热了。
这事他没再跟别人讲，锅的事、羊皮袄的事，都藏心里。他知道，城市给了他一份稳定，但村庄给了他一口锅，那锅里装的不只是饭，是恩，是命，是他从不敢轻易提的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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